子曰:“人而无信,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輗,小车无軏,其何以行之哉?”语出《论语·为政》孔安国注:“言人而不信,其余终无可”。近人蒋伯潜区分信有二义:“说话必须真实;说了话必须能践言。”(《语译广解》)。
孔子及后儒极重"信",孔子把“信”作为教育弟子的四个主要内容(“子以四教:文、行、忠、信。”见《论语·述而》)之一。为人要“谨而信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;和朋友交往要诚实守信,“与朋友交,言而有信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。治理国家,则要“道千乘之国,敬事而信”并且说“自古皆有死,民无信不立!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。荀子直斥无信者为小人(言无常信,行无常贞,惟利所在,无所不倾,若是则可谓小人矣)。朱熹更以信为立身之本(信犹五行之土,无定位,无成名,而水金木无不待是以生者)。
曾几何时,一言九鼎,一诺千金传为美谈。聪明的现代人却另有高见。他们以烽火戏诸侯的褒姒为红颜祸水,以“曾子杀猪”为呆笨固执,以商鞅城门立木为权谋,以晋商的辉煌成就为偶然,以石猴引用圣人之言(《西游记》第一回)为滑稽。但,商场上的坑蒙拐骗,官场上的朝令夕改,考场上的冒名顶替,情场上的口蜜腹剑……又该如何解决呢 ?“圣人之所以为圣,愚人之所以为愚,其皆出于此乎?”
诚然,简单封闭的农业社会所尊崇的准则必得经过现代文明的洗礼。但以“言必信,行必果”之“信”偷换信口开河信口雌黄之“信”,不宜蠢乎?以丧失准则乃至丧失信仰为代价,不宜蠢乎?
人类的文明史证明:尔虞我诈不可能构造一个稳定持久社会,诚信建构的有形与无形的契约才是其稳固的基石。科学可以把铁路建在流沙之上,在流沙之上树立精神文明却危如累卵。近年来,精明的商家匆匆挂出了诚信的招牌,“以诚实守信为荣,以见利忘义为耻”(八荣八耻之六)更是纷纷见诸报端。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呼唤诚信,正见诚信的必要和珍贵,也反证出诚信的缺失。这时如果再读乔西·比林斯的名言:“真理虽然稀少,却总是供过于求”,真是让人叹息不已。